配资坊糖尿病预防要从娃娃抓起？揭秘儿童、成人、老人专属策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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糖尿病预防没有真空地带。

撰文：杰尼

美国糖尿病协会（ADA）年会上，“跨越年龄和环境的糖尿病预防”专题引发关注。来自美国的Tamara S. Hannon教授、芬兰的Noël C. Barengo教授和印度公共卫生专家Amit Gupta，围绕儿童和青少年2型糖尿病（YT2D）的病因、预防路径、芬兰干预经验及研究向公共健康策略转化进行了系统分享，为全球糖尿病防控提供了有益借鉴。

一、儿童和青少年2型糖尿病：为什么防控刻不容缓？全面解读早期识别与干预策略

Tamara S. Hannon教授指出，儿童和青少年2型糖尿病的流行已成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，其发病年龄更早、病程进展更快、并发症风险更高，是临床和政策干预的重点目标。

儿童和青少年2型糖尿病的发病机制主要由胰岛素抵抗与β细胞功能障碍共同驱动，这种状态源于遗传易感基础上环境因素的叠加影响。特别是在肥胖、饮食不合理和体力活动不足的背景下，胰岛素需求持续上升，长期代偿导致β细胞逐渐衰竭，最终造成状态难以逆转。研究显示，儿童和青少年2型糖尿病患者在确诊时胰岛β细胞功能已经显著下降，表明疾病早期即存在不可逆损害。

图1：儿童和青少年2型糖尿病的病理机制：胰岛素抵抗与胰岛β细胞功能障碍

Tamara S. Hannon教授强调，干预应前移至疾病发生前的“代谢应激窗口期”，并提出五项系统性干预路径：

教育认知提升：一项针对青少年的调查显示，不足50%的学生及60%的家长能够意识到含糖饮料与糖尿病及心血管疾病的关联，说明健康教育覆盖仍有不足。建议在学校和初级医疗体系内加强饮食认知、体重管理和糖尿病风险教育，尤其需形成从校园到社区的闭环健康行为干预。

临床筛查指导落地：数据显示，按照临床指南在初级保健阶段开展糖尿病筛查的青少年，6个月内复诊率提升近两倍，有助于形成持续的健康指导、监测和干预闭环。

家庭干预强化：“鼓励健康家庭”研究聚焦母亲与子女的联合干预。该试验纳入128组有妊娠糖尿病史的母亲及其8至16岁子女，干预12个月后，参与家庭的儿童BMI百分位下降3%，HbA1c降低0.04%，总胆固醇明显下降。结果显示家庭干预在改善儿童代谢指标中的独特作用，提示干预应从个体扩展到整个家庭单元。

药物干预局限：RISE研究显示，虽然早期使用二甲双胍或基础胰岛素可暂时改善血糖，但停药后HbA1c显著反弹，β细胞功能持续恶化。鉴于儿童和青少年2型糖尿病进展迅速且干预窗口短，单靠药物治疗难以逆转病程，健康生活方式仍是核心策略。

社会系统共建：“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”已成为该领域共识。预防儿童和青少年2型糖尿病不应仅依赖医疗系统，教育、政策和社区多层面协同配资坊，构建从儿童到家庭再到社会系统的多维联动干预机制。

二、芬兰经验：从临床试验到国家级干预体系的成功实践

Barengo教授介绍了芬兰在糖尿病防控方面的成功经验，特别强调了如何将临床研究成果转化为覆盖全国的人群干预体系。芬兰开发的FINDRISC风险评分工具，无需实验室检测，仅通过8个问题——包括年龄、BMI、腰围、运动频率及饮食习惯等——即可有效评估未来10年2型糖尿病风险。该工具预测准确性优异（AUC达0.85，敏感度73%，特异度83%），推广至全国后，超过10%的人口参与筛查，成为人群早期筛查的核心工具。

图2：FINDRISC评分的ROC曲线及截断值性能

在临床证据层面，芬兰糖尿病预防研究（DPS）通过随机对照试验验证了生活方式干预的有效性。针对糖耐量受损人群开展的干预显示，干预组的2型糖尿病累积发病率降低了58%，且干预停止多年后，效果仍然显著，充分验证了生活方式干预的长期价值。

基于这些证据，芬兰于2003年启动了“糖尿病预防与管理发展项目（FIN-D2D）”，将DPS的研究模式扩展应用至5个医疗区域，覆盖人口超过150万。该项目通过多策略联动实现干预目标，包括高危筛查策略，通过FINDRISC识别高风险个体并进行OGTT确认，确诊后提供针对性干预；人群策略则通过媒体宣传、健康饮食推广和环境优化，推动整体BMI分布向健康方向左移；同时，早期管理策略致力于提升2型糖尿病的早期识别率和规范化治疗水平。

目前，FIN-D2D项目取得显著成效，超过150万人次完成风险评估，高危人群平均体重下降0.8公斤，胆固醇和血压指标显著改善。正常体重者比例提高，且体重减轻的个体糖尿病发病率最低。项目实施区域的媒体报道频次由每年不到2000次增至近6000次，公众对糖尿病的认知大幅提升。与此同时，新发糖尿病用药患者数量增加，反映出早期诊断的提升。

Barengo教授总结，FIN-D2D不仅验证了生活方式干预的可行性，更通过筛查、政策和治疗三者的协同，建立了干预闭环，成为临床研究向公共卫生实践成功转化的典范。

三、DPP与全球路径：将循证成果推向系统干预

公共卫生专家Amit Gupta教授以“从临床研究到公共政策”为题，总结了糖尿病预防计划（DPP）研究的转化路径与未来方向。他指出，2型糖尿病的全球负担持续加重，预防不仅是科学课题，更是一项系统工程。国际糖尿病联盟预测显示至2050年糖尿病患者将显著增加，尤其在中低收入国家。

图3：全球成人糖尿病人数现状与2050年预测

DPP研究于2002年公布，显示生活方式干预可使糖尿病发病率降低58%，而二甲双胍组降低31%。在长达21年的随访中，DPP后续研究（DPPOS）表明，生活方式干预组依然维持24%的风险降低，二甲双胍组维持17%，且微血管并发症风险也得到明显改善。基于DPP成果，美国政府建立了国家糖尿病预防计划（National DPP），由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牵头联合社区、雇主及医保系统推广标准化的生活方式干预项目。这一公私合作模式成为全球首个国家层面规模化糖尿病预防框架，推动了预防措施的广泛覆盖。

在成本效益方面，Gupta教授指出，糖尿病的年医疗支出已高达4129亿美元，而参与DPP项目的个体平均年费用仅约800美元，显著低于疾病直接治疗及相关生产力损失的成本。他引入“投资价值”概念，强调评估预防收益时应纳入生活质量和社会贡献等综合因素。

展望未来，糖尿病预防需融合精准识别、多样化干预与技术赋能。具体包括利用FINDRISC、血糖监测和基因评分等工具锁定高危个体，采用面对面、远程和APP等多种干预模式，并引入人工智能决策支持和连续血糖监测技术，以优化干预效果和评估。

Gupta教授呼吁国际间加强合作，尤其在资金投入、数据共享及预防模型推广上强化政策支持。“未来需要的，不只是更多研究，而是让研究成果能够真正落地生效。”

小结

本次ADA年会上，专家们强调了糖尿病预防的紧迫性与多维度策略。无论是儿童和青少年2型糖尿病的早期识别和干预，还是芬兰和美国将临床研究转化为国家级预防项目的成功经验，都传递了一个核心信息：糖尿病的预防是一项贯穿生命全程的系统工程。有效减缓糖尿病的全球流行趋势，需要整合多方资源，从健康教育、早期筛查、家庭干预到政策制定和技术赋能，构建一个全面且协同的预防体系。最终目标是让科学研究的成果能够真正落地，惠及更广泛的人群，从而改善全球的公共健康。

来源：ADA大会讲者内容与PPT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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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编辑丨小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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